國內主流的經濟學研究目前沿襲的是西方經濟學理論,從范式到假設、數學模型都基本沒有變化。而西方經濟學,特別是宏觀經濟學,可以說是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后,針對他們所遇到的經濟現象進行研究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已經相當成熟,側重于對經濟現象進行解釋,強調實證研究;對比起來,中國學者對于宏觀經濟的研究更傾向于引出政策性對策,更重視規范性研究。而且,因為中國經濟制度和社會發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觀經濟學在建立模型時的很多假設與中國現實不相符,這就從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區別地將這類研究結論作為制訂政策的依據,在國內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市場調節力度低的情況下,可能帶來的不僅是混亂而更可能是對經濟的嚴重扭曲,這方面的主要體現在政府某些宏觀經濟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簡單化做法。

　　國內理論界曾經討論過中觀經濟學,如何界定中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范疇筆者在此不討論。然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范疇過于宏觀,對于中觀問題的研究不夠,可能是我們無法有效地利用宏觀經濟學方法論解決實際宏觀經濟問題的一個主要原因。當我們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時,我們需要搞清楚這些傳統的宏觀經濟指標在中國的形成和傳導機制,而現有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沒有給我們提供這樣的工具和幫助。

　　如果局限于傳統的宏觀經濟學方法論,就很難讓我們把視角轉移到具有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現象的構架過程中去。其實,即使是西方經濟學,也是在某種經濟構架之上進行討論的,也就是開放和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所有假設都源于此。而中國的情況卻很不同,忽略這樣的本質區別,不講宏觀經濟學理論適用的條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結論,是無益于事的。盡管關于是否存在中國經濟學還有很多爭議,無庸諱言,中國經濟的特殊性提示我們,在研究宏觀經濟現象時,不可不顧其是建立在與中國目前不盡相同的社會制度基礎上這樣一個前提。至于轉型過程中的中國的經濟形態與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的不同,以及現有的研究方法的適用性,還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國宏觀經濟的特點是以投資驅動為主,工業主導型,而且投資中政府的投資所占比重較大,政府主導投資和行政干預的作用顯著。這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有非常明顯的區別,以美國為例,其宏觀經濟體現為消費驅動,服務業主導,投資基本由私人進行。另外,中國的制度演進的步伐較快,而西方國家的制度體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資、金融、法制、人力資源、技術、制度變遷等對宏觀經濟有重大影響的各方面,中國的情況都與西方差異很大,而且處于不斷變化之中。西方在統一的制度框架下,經過長期的發展,形成了統一的市場環境,而在中國存在著南北、東西、城鄉等地理區域上的巨大差異。這種經濟環境有較大的動態性和發生畸變的不確定性。而我們在進行宏觀經濟分析時,往往存在著不比較模型的使用條件,較多采用靜態的宏觀經濟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難避免的。方法論方面的尷尬,使我們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觀經濟數據,套用現成的靜態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賴以前幾次經濟過熱的經驗,對目前的宏觀經濟做出客觀的判斷。所以,各家各派的觀點也就無法統一,甚至無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發點。

　　筆者認為,應該深入研究投資,消費,政府支出,進出口分別對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影響。在不同的經濟體里,他們的實際作用是不同的。在中國投資對GDP的影響達到60% 以上,消費的影響只有不到40% ,而美國卻幾乎正相反。在正統的國民經濟核算恒等式中,投資就是指私人投資,而且這部分不受政府干預,完全由市場信號引導,投資的領域也沒有太多限制;在中國投資的限制很多,而且政府投資有替代和擠出私人投資的傾向。對于這些區別,不能簡單地認為只是程度的不同。量的不同造成了對GDP增長率的影響因子是不同的,而投資拉動和消費拉動模式對經濟的影響被放大,最終可能會帶來質的變化。再更進一步看,以投資為例,不同部門,不同行業在不同的階段對于其他部門和行業的影響也不同,以目前產業結構和能源利用效率來看,能源工業,基礎材料工業等耗能大戶的低效率,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巨大,這些部門的投資擴大,造成資源配置的扭曲,直接影響到別的行業發展和表現,而國民經濟各部門復雜的相互互動,可能使作用的結果遠遠超出我們的理解和控制范圍。同樣,消費領域也是如此,消費的組成結構,消費的傾向,不同消費群體的比重,消費能力的區別對于決定消費在國民經濟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是很不同的。這些都需要更細致的了解和把握。這實際是國民經濟的形成和傳導機制,與經濟結構有很大關系。不少學者認識到,中國宏觀經濟的很多問題是因為產業經濟結構不合理造成的,在中國目前特定的轉型過程中,有其獨特之處,不應該忽略。在國內也有先行者在企業層次上進行了研究,認為在微觀單位和宏觀總量之間還存在這一塊十分廣大的“中觀”領域,認為對這一中間地帶的研究必將大大豐富現有的宏觀經濟理論,但宏觀經濟學卻不研究產業結構與宏觀經濟總量穩定間理論關系。

　　客觀地講,政府在采取“一刀切”的簡單化做法也有其難處。受到現有管理體制的限制,不得已采用粗放式管理。在目前條件下,與其熱衷于對宏觀經濟是否過熱做出結論,不如集中精力研究不同的經濟部門,不同的行業,甚至不同的經濟區域的發展特點,以及它們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細化在這些中觀層次的協調管理,通過中觀層次的微調達到整體宏觀經濟穩定,相信只要搞清楚各因素的影響大小,以及其影響方式、傳播機理,通過控制主要變動因素的波動,就可以達到對整體波動幅度的把握。在摸索出規律后,就有希望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和方法。應該說,西方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其宏觀經濟理論也是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是在開放的基本完善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建立的,而中國的經濟學也理應在轉型的中國的環境中,通過卓有成效的實踐建立起來。也許等我國發展到具有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基本一致的社會、經濟、文化和制度條件下,兩種理論體系會很好地融合,這是一個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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