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家經濟發展，借鑒國外的訴訟模式

　　從國外經濟法訴訟的經驗看市場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必經的規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應該有某種共同的規律，國外的經濟訴訟制度的理論與實踐可以為我們所借鑒。當今國外經濟訴訟有兩種主要的模式：一種是英美法系模式，另一種是大陸法系訴訟模式。

　　二、實體法和程序法的關系要求

　　人類社會訴訟演進史和訴訟制度自身發展規律表明，訴訟形式是實體法律制度的必然派生,特定類型的實體法律制度是相應訴訟形式產生的邏輯根據。正如馬克思指出“:審判程序與法二者之間的聯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聯系,動物的外形和動物的聯系一樣。審判程序和法律應當具有同樣精神,因為審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部生命的表現。”[1]正是基于實體法與程序法的這種密切聯系,經濟法律法規在我國的大量頒布和經濟法作為獨立的部門法,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經濟訴訟的產生，經濟訴訟作為經濟法的“內部生命的表現”有效地體現了經濟法律法規所含的強制約束力,維護了經濟法的切實實施。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經濟立法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并不斷得到完善,經濟法已被公認為一個重要的獨立的部門法。盡管由于種種原因一的經濟法典無法出臺,但并不足以證明經濟法作為部門法就不存在,也不足以說明經濟訴訟獨立存在缺乏實體法之前提。經濟沖突或經濟糾紛的大量存在及其與民事糾紛的嚴格差異是經濟訴訟產生和獨立的現實前提。

　　“訴訟在本質上是對社會沖突進行司法控制的基本手段。在任何社會中，訴訟都以解決某種社會沖突為自身使命。換言之,當某類社會沖突大量出現，需要相應的解決手段時，一定的訴訟形式便獲得了產生的根據。”[2]我們揭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糾紛大量增加的現實及其原因,正是要說明,經濟訴訟的產生有著深刻的現實前提，經濟訴訟的問世是經濟沖突尖銳化的必然產物。經濟沖突表現為內部不經濟和外部不經濟兩種狀態。內部不經濟又表現為投資者對經營管理者喪失信心、經濟管理混亂、經濟效益嚴重低下、成本費用過高、分配顯失公平等。外部不經濟表現為不正當競爭、壟斷、可持續發展受阻、經濟負增長、供需嚴重脫節、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明顯化等。這些沖突顯然與民事沖突有著極為鮮明的差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沖突具有嚴重的反社會性,當它達到一定的強度,造成了一定的后果,又將加重它的反社會性,對整體經濟發展構成潛在的致命的威脅,這樣,排解的難度較大,不宜由當事人自決和和解,也不宜運用調解和仲裁手段,有時適用行政手段也將無濟于事。而且,由于經濟關系的日益復雜化,經濟沖突越來越趨于綜合性,同一經濟沖突往往同時兼具民事、行政及刑事諸方面的不同性質。因此,經濟糾紛并不是“特定類型的民事案件”,在本質上與民事糾紛有區別,民事訴訟與“經濟訴訟”在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性質方面都不完全一致,是不同性質的訴訟活動。

　　三、我國經濟法訴訟的現狀要求獨立的訴訟地位

　　我國經濟訴訟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經濟法糾紛不能訴的障礙即不能訴的經濟法糾紛，是指即使糾紛當事人將糾紛訴求司法解決，司法機關也不會受理的經濟法糾紛。導致不能訴的因素有兩個，一是法律規定不能訴，另一是法院認為自己不應當受理。法律規定不能訴，是指立法者沒有賦予法院處理某些經濟法糾紛的權力。導致立法者做出這樣的規定，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認為有些經濟法糾紛不適合于審判；二是此經濟法糾紛屬于行政機關裁量權范圍，從于司法、行政的分權，司法機關無權介入。縱觀我國經濟法律法規，普遍規定了經濟法的法律責任。大多數經濟法律法規對經濟權利和經濟職權列舉得詳盡備至，對經濟義務也規定得細致周全，但對包括訴權在內的補救權利則忽略不提；有的經濟法律法規中盡管規定了訴權條款，但很不周全；對經濟違法行為，主要由行政機關壟斷執法權，存在經濟違法案件的審判盲區。

　　四、獨立經濟訴訟制度理念的建立

　　現實中,大量合乎經濟法程序特殊理念的程序規則的出現也深刻地改變了傳統程序規則的面貌。經濟法的程序規則這種現代化的程序規則(西方多稱為現代訴訟程序)是公、私法交融的產物,體現出有別于民事程序法和行政程序法不同的價值目標,即以實現社會公益最大化為目標,維護經濟的和諧穩定發展。同時還具有不同的程序理念和獨特的制度設計,從而構筑了獨立的部門法程序規則。雖然,目前這些經濟法程序規則多散見于各國民事程序法或行政程序法中,未能形成統一法典,但傳統的公、私法理念是無法涵蓋或解釋這些規則的存在。同時也致使傳統法部門的精神主線呈現一種混亂的狀態。或者說,使得這些經濟法程序規則只能機械地適用于個案,未能抽象出其特殊本質、從法理上系統地明確其適用范圍。因此，建立獨立的經濟法部門,尤其是建立獨立的經濟法程序法便成為不證自明的命題。

　　（1）實質平等理念

　　自由市場主義者試圖讓人們相信市場不但能高效率地配置資源,同時也能最大限度地滿足私人功利的需要,資本主義相比封建主義而言，最大的進步正在于使人們擺脫了特權與身份的羈絆，承認起點意義上的平等。但是,市場的哲學缺乏道德的支撐，優勝劣汰的自由競爭規則最終導致往往是普遍的貧困和落后,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受到威脅,人們不得不重新確定平等的內涵。應該說,傳統民商法所弘揚的是一種起點平等觀,但起點平等觀的發展結果總是與法所追求的普遍公正相背離,忽視結果的實質意義上的平等,起點平等只能是欺人之談,經濟法正是通過修復民商法為代表的私法體系的缺陷,確立新的平等理念,設計一種社會機制,使之能自動制約經濟發展中自然產生的不平等傾向,從而維持一個社會的安定、團結與和諧,實質平等理念作為經濟法(包括實體法和程序法)的中心主脈,當然地成為了經濟法程序理念中的關鍵。

　　（2）保護公益理念

　　在現代市場經濟的語境下,市民正義正不斷地被社會正義所修正,私益與公益矛盾的激化,威脅著社會的安定與和諧,經濟法正是伴隨著社會公共利益的凸現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出于有效保護公益的考慮,經濟法程序中的原告與傳統的法律程序相比往往不明確,其保護的利益也經常與自身不具有必然的直接聯系,更多的情況,表現為一種擴散性的趨勢,以保護與原告處于同一立場的利益階層的人們的擴散的片斷性利益[3]。因而，西方有學者把這類訴訟稱為保護擴散性利益訴訟。保護公益理念改變了傳統民訴中的私人權益為中心的理念,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對公共利益保護方式的不滿。

　　（3）多元善治理念

　　從經驗的角度來看,國家干預主義與自由放任主義都無法解決現代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經法完全借用公權力運行程序的模式也無法實現經濟法的價值追求。多元善治理念突出了社會團體的作用,認為經濟現代化的方向明顯呈現出社會化的趨勢,催生出形形色色的利益團體,如工會、商會、行業托拉斯、消費者協會等,這些利益團體的出現不但有利于社會弱者權益的保護,而且有利于避免國家與市場的直接沖突，治愈“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事實證明，社會性組織較弱的情況下，僅靠政府進行有效行動往往無法實現市場理性和社會公正；同時多元善治理念還意味著國家對經濟的管理模式的變革即由善政模式向善治模式轉變,善政模式是一種傳統的體現公民對國家被動期望,國家對公民主動統治的行政治理模式，善治則意味著一系列來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會公共機構對經濟的管理(與其說是管理,不如說是合作)。

　　五、訴訟體制的構建完善

　　中國經濟訴訟的構建近幾年來,隨著人們程序保障意識的增強,在理論上對經濟訴訟程序進行具體構建,在實踐上積極推動經濟審判機構和經濟訴訟的真正建立則顯得十分重要。筆者認為建立起獨立的經濟訴訟程序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考慮：處理好經濟訴訟與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的關系!不同性質的社會沖突分別由與之相對應的不同的糾紛解決機制予以保障———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經濟訴訟都有其各自的保障對象。對建立獨立經濟訴訟程序的具體制度進行建構的建議：首先，從起訴角度看應當確立法定起訴機關及起訴主體。筆者認為經濟訴訟中能夠提起訴訟的可以是人民檢察院或者是其它享有特定經濟案件訴訟實施權的行政機關。行政機關享有其主管范圍內經濟案件的起訴權，檢察機關則享有涉及社會公共利益案件的起訴權。此外，受調控或管理的經濟組織和個人享有當然的起訴權。甚至一些與經濟案件無直接利害關系的社會組織或個人亦得享有。其次，從審判角度看，我們可以秉承世界潮流———創設專業法院或專門法庭———審理專門的經濟法糾紛案件；同時，也應當創設專門的審判程序。對于其中含有民事，行政和刑事責任的經濟訴訟，出于提高效率和避免裁判矛盾起見，經濟責任應在一次審理過程中一體解決———即制作一體化解決的裁判結果。對于涉及人數不確定的當事人的經濟訴訟，比如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案件和產品損害賠償案件中應引入判決效力擴張理論。使判決的功能得到最大發揮，保護最大范圍內的受害人；再次，經濟訴訟制度還應包括經濟監督程序，協商程序，指導程序，批準程序等方面的健全和系統化。最后，對經濟訴訟程序中沒有規定的內容，可以采用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中的相關規定予以解決。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顧培東等.經濟訴訟理論與實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3][意]莫諾·卡佩萊蒂編,劉俊祥等譯.福利國家與接近正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