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結構主義理論的內在意義和早期譯介傳播

　　本世紀60年代后期，結構主義理論開始在西方流行并風靡西方學術界，這是一股取代了薩特的存在主義而占據戰后法國文化學術界并轟動歐美各國的社會文化理論思潮。這一理論學說其實最早源于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學說，它是在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和布拉格結構主義的基礎上所作的一種理論的發展和改造。結構主義理論本身特別強調一切事物整體模式的總體研究，從文學研究方面來講，它無時無刻不在追求一種文學文本的內在“深層表意結構”。在很多方面，它也猶為注重采取某種高度抽象的主觀表現方式去表現多種事物的內涵結構或深層結構，因為它認為，一切事物的結構都可分為“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其中，表層結構是顯現于事物表面的、外表化的結構體系系統，特征是外在的、感性的、可感知的;深層結構則是隱藏或隱含在事物中的內在結構或模式化系統，特征是內在的、理性的、不可感知的，往往只能用抽象手段把它概括出來。可見，結構主義研究方法實際上是借用了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的那種注重事物客體的、客觀分析的科學主義表現方式，把一切事物研究的重心轉入了事物本身的內部結構的結果。這樣，它放棄甚至排斥社會文化環境在事物研究中的合理化作用和功能，并極端地以單純客觀語言模式去建立多種事物研究的普遍模式或規律，甚至把它當作研究萬事萬物的普遍模式或規律，這是結構主義理論方法所存在的不足。目前，運用結構主義理論觀點和方法進行研究的學者已遍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文學理論等各個領域，例如：目前已經有了結構主義心理學、結構主義歷史學、結構主義數學、結構主義文藝理論、結構主義美學、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西方結構主義理論代表人物有：列維—斯特勞斯、拉康、?？?、阿爾杜塞、巴爾特、格內馬斯、托多洛夫、熱奈特、皮亞杰、雅各布遜等人。

　　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隨著法國的巴爾特、德里達等人對結構主義理論的反叛與放棄，結構主義理論在當時的西方已經成為了過眼煙云。而此時，結構主義批評開始正式進入中國的文學批評話語，在中國的文學學術語境中，它就像是一個新生時代的寵兒，引來的是對它高度的關注、大量譯介和廣泛的傳播。最早介紹結構主義批評理論并用結構主義方法分析中國文學作品的是臺港學者，像張漢良、鄭樹森、周英雄等人，都曾對結構主義在中國的譯介和把結構主義運用于中國的文學批評實踐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貢獻。其中，臺大比較文學研究所的張漢良先生，就曾大力倡導采用結構主義理論的研究方法研究唐代傳奇，并不遺余力地將唐代傳奇按照新的詮釋方法予以重新通盤整理，使得唐代傳奇被賦予了新的文學意義，他這樣做實際上是把中國文學批評研究層次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1990年3月，周英雄在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比較文學與小說詮釋》中，通過《結構主義是否適合中國文學研究》和《結構、語言與文學》兩篇文章系統地介紹和評述了結構主義批評的內在本質以及其產生的時代背景。他認為，由于結構主義理論較為注重事物的內在“構造“和” 關系“的理性(這是從整個結構主義思想的基本假設邏輯地推衍出來的)，因而它具有反經驗主義和反歷史主義兩大特征。根據他對雅克布遜和列維—斯特勞斯的研究，特別是對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神話學理論的探討，認為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是否適合中國文學批評實踐，是一件很難下結論的事情，應該視個別情形而定，或者利用一種特別的結構主義理論研究方法來特殊處理中國文學批評。此外，在后一篇文章中，周英雄對列維—斯特勞斯的所謂結構主義神話學理論又作了綜合評述，比較了神話與文學之間的差異性特征，提出了較為宣明的觀點：“神話的內在結構，歷經時間與空間的沖擊，而不改變其原形，同時神話重內涵更甚于表現形式，因此個別神話之間屢有雷同之情形，其用意即要一而再，再而三反復重申。然而文學的情形則不相同，文學除了表現人性的共同性之外，也重表現形式，而此表現方式往往直接受語言，或間接受社會文化影響”，周英雄之所以要給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批評理論下這樣的結論，理由在于他要告戒人們：在借鑒任何別人的理論時，不能只是單純的“拿來”了事，要特別注重分辨其功能和范圍界限，任何一種理論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要分別加以區分地予以接受。總的來講，周英雄的對結構主義理論的研究，在臺港學者的這一理論的研究中是比較突出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代表了中國這一理論研究的最高成就，這為結構主義批評開始對中國文學的批評實踐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而且為以后結構主義批評在大陸的譯介、傳播和研究架構了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