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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的日趨嚴重，我國農村養老面臨越來越多的問題。農村養老問題是關系到數億中國農村老齡人口的重大問題，也是黨和政府密切關注的社會問題。解決農村養老問題，既是尊重歷史，積極面對現實的需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本文首先對養老模式的概念進行界定，并對我國現有的農村養老模式分種類進行分析和討論。在此基礎上，分析影響我國農村養老模式選擇的主要因素。

　　關鍵詞：農村;養老模式

　　一、概念界定

　　陳賽權(2002)認為，當前關于農村養老模式的研究雖然不少，然而卻未能在農村養老模式概念上達成一致意見。宋健(2006)認為，養老模式是從古至今沿用，流傳并通過種種途徑固定下來的養老樣板，是事物的標準樣式。公維才(2007)主張根據養老的經濟提供主體，界定養老模式的概念。他認為，“養老模式是指由誰提供養老支持，即由誰負責養老的經濟責任”。

　　養老模式不同于養老方式，它是社會、經濟思想、環境、群體、民族等諸因素整合的產物，代表了對養老問題的整體思維。如果把養老模式看成是整體，養老方式就是局部，養老模式包括了養老方式，也制約著養老方式。

　　根據穆光宗(2000)的描述，可以知道，養老模式的本質特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養老模式體現的是一種文化模式。“特殊的文化模式是指各民族或國家具有的獨特的文化體系，它是由各種文化特質、文化集叢有機結合而構成的一個有特色的文化體系。”第二，養老模式具有可持續性。養老的方式可以不斷的變化，從而養老模式也得到不斷的豐富。在不斷豐富的過程中養老模式得以持續和穩定。養老模式的穩定性，實際上是與它作為文化體系分不開的。文化社會學家司馬云杰認為，穩定是文化模式的特征之一。同時，養老模式不是一個孤立的社會現象，而是政治制度、經濟形態、思想文化、代際關系等諸多因素合力的結果。因而，具有可持續性。

　　二、農村養老模式分析

　　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2000年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停止。進入21世紀，農村人口老年化和純農戶的減少以及農村城市化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農村養老模式的重新構建成為配合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養老問題實質上是一個整體，單單一種方式無法滿足農民的需要，在養老模式的選擇上，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

　　王國軍(2002)提出了“三維”模式，即由基本保障、補充保障、附加保障三者共同構建的體系。其中，基本保障覆蓋全國，費用來自從全民征收的社會保障稅;補充保障由省級統籌，費用由國家、企業、個人三者共擔;附加保障以商業性保障為主，其特點是“就地起步，由低到高，多層次，多彈性”。

　　王亞柯、楊震林(2003)主張“內斂式”的養老模式，主張沿著“個人-家庭-社區-政府”的由內向外的養老層次，逐層滿足農民養老需求，并指出了這種模式的兩大優點：一是每個層次的養老資源都能夠得到充分滿足，二是減輕了作為第四層次的政府的養老壓力。陽義南(2004)贊同這種模式。

　　鄧大松、劉昌平(2007)主張“最低生活保障+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個人儲蓄養老”的養老模式。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主要針對貧困線以下的特困戶;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通過“公共養老金賬戶+個人賬戶”的形式，將每一個符合條件的農村居民強制納入;個人養老儲蓄，則是為經濟有余力，有更高保障需求的農村居民提供的補充模式。

　　其實根據上述可以知道，將我國農村養老模式大致可以分為三種：家庭養老、社會養老和自我養老。

　　(一)家庭養老。穆光宗先生的兩本專著《家庭養老制度的傳統與變革―基于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一項比較研究》、《挑戰孤獨?空巢家庭》對家庭養老制度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陳功在《我國養老方式研究》一書中，利用人類學和歷史研究資料，考察了老年人養老方式的歷史發展變化過程。姚遠的《對家庭養老概念的再認識》把家庭養老概念分為家庭養老模式和家庭養老方式兩個層次進行討論。湯華在《家庭養老，還能走多遠》一文中指出，社會飛速發展的今天，家庭養老模式正面臨嚴峻的考驗。田雪原的《“二元經濟”結構下的農村養老保障改革思路》認為需要維護以家庭養老為主的非正規群體行為養老保障體系，同時要穩步推進強制性社會養老保障改革。周躍鋒，劉敏(2010)認為：家庭養老是我國傳統的養老模式，是建立在血緣關系基礎上的親情養老。其本質就是由家庭成員提供經濟支持和服務照料的一種養老方式和養老制度。

　　就形式來看，家庭養老的特點就是子女養老。目前這種養老模式在我國農村占主導地位，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們觀念的改變，這種養老模式面臨很大的挑戰。郭珂(2005)認為家庭養老模式雖然面臨社會進步、孝道的淡化、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農村勞動力的流動等因素的沖擊，但家庭養老保障模式是符合我國現階段國情的一種主動選擇。家庭養老模式應當和各種養老模式共同發揮保障作用。肖振禹認為，從養老經濟來源上看，家庭仍然維持甚至強化了生產功能，構成了主干家庭的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基礎，決定了家庭仍然是老年人養老的重要場所。

　　從法律和道德觀念上看，根據中國老齡科研中心1990年調查，目前我國以家庭為主體的養老模式在道德和法律規范內是良性發展的。程勇和賀常梅也認為，家庭成員畢竟是奉養照顧老年人的主要責任者，以親友為主組成的社會支持網絡本身就是老人社區照顧的主要資源，因此家庭養老的主導地位在相當長時期內是不容懷疑和動搖的。張仕平認為，家庭養老是農村老年人口養老的主要方式，起著主渠道作用。這種現狀肇因于道義責任的約束，法律規范的強制，社會保障替代水平低下，以及老年人口與家庭的經濟互動。孫學士認為，為了強化家庭養老，社會應將支助家庭養老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建立支助家庭養老的激勵機制，發展支助家庭養老的社區老年人生活服務業，普及家庭養老的保健常識和扶助技術，努力構建家庭養老的保障環境，建立老年人才市場等。張愷悌認為，老年人的需求和家庭照料所能解決部分之間的差距，應是社會化服務所應努力的方向，但是加大社會化服務力度，并不意味著將老年人從家庭推向社會，恰恰相反，我們應該通過社會化服務方式，幫助家庭解決高齡有病老年人的照料困難，以維護當前的家庭養老功能。

　　(二)社會養老。曾毅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計劃生育綜合改革一體工程―計生系統面臨的歷史性機遇》和趙殿國的《應當逐步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從農村計劃生育角度出發，提出在農村計劃生育養老保障制度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彭希哲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研究綜述》一文中通過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政策推行十多年來，積累的文獻和經驗分析。總結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存在的問題、實踐中的區域差異問題，并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今后發展提出了對策和建議。劉孟芳說，我國于1991年在一些地方試點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下一年《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出臺后全國各地都開展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養老資金的籌措原則是個人交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而不給予補貼。由于養老保險制度在資金籌措、管理水平和保障水平等方面存在嚴重缺陷，到2000年除了經濟發達的地區外，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停止在農村的運行。熊巍俊認為，社會養老的居住方式有養老院、敬老院、老人公寓、老人福利中心、扶老所等形式，它的特征是集中養老。王家春則認為，就我國養老模式的現狀看，呈現出多種模式并舉，其主流正處在以家庭養老為主向社會養老為主的過渡階段。

　　(三)自我養老。李若建先生在《不同職業背景老年人生活及養老模式的選作》一文中分析指出，農民自我養老的程度較高，主要基于兩點原因：一是農民基本生活保障程度低，必須通過自我勞動獲取生存資料;二是農民擁有土地、農具等生產資料，容易實現自我養老。姚遠先生在《變化中的老年人養老方式選擇》一文中指出，現代的老人與傳統的老人生活方式、精神狀態都有質地區別，老人對養老方式地選擇上自主性更強。穆光宗先生在《建立代際互助體系走出傳統養老困境》一文中提倡通過“勞務儲蓄”實現老人自我養老。由于家庭和社會這兩大養老支撐體系都不太盡人意，因此，自我養老已引起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葉文振提出養老保險基金來源的個人化和養老資源管理方式社會化的養老模式，認為今后養老保障基金的來源不宜再堅持由國家、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共同承擔的原則，而應該提倡由勞動者自我承擔或個人創造的原則，逐步加大勞動者年輕時的養老積累在自己保障基金中的比重。同時要強化和完善對個人養老資源的社會化管理。徐勤等人最近則提出了老齡化社會提倡老年人自立的觀點。陳賽權認為，養老靠自己模式的實現方式是養老資源的自我積累制。就是說，為了將來能夠確保養老靠自己，必須從年輕時起就為自己積累充實的養老資源，養老資源的積累不僅包括養老金，還要包括健康的身體和心理、生活照料權和精神慰藉權以及合時的養老價值觀。

　　除了上述的三種養老模式外，還總是有一種土地養老模式夾雜在其中。雖然有的學者將土地養老歸類在自我養老模式中，但是兩者之間還是存在有一定的區別的。蔡永飛先生認為，我國農村的土地制度，就是社會保障制度，家庭承包制之所以一再延長，就是因為其具有無法替代的社會保障功能。鄧大松先生認為，目前農村應該發揮土地的基本保障功能，建立家庭保障基礎之上的補充保險模式。采取儲蓄積累的方式，以個人賬戶為主，集體給予適當補貼。這樣的養老保險方式可以與城鎮職工的“統賬”模式實現自然融合，從而實現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從二元化向一元化的過渡。

　　三、影響農村養老的因素

　　陳賽權(1999)認為，一國或地區甚至整個人類在一定時期內究竟選擇什么樣的模式，不是由人們的主觀意志來決定的，而是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制度、社會文化等主客觀因素的制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是養老保障的物質基礎，是制約養老模式選擇的核心因素。社會經濟運行機制和制度因素對養老模式選擇的影響在我國農村也很明顯。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2000年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停止。進入21世紀，農村人口老年化和純農戶的減少以及農村城市化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農村養老模式的重新構建成為配合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楊翠迎認為，由于集體所有制為內核的農村土地制度以及與之相關聯的農業生產方式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從而決定了農村以土地經營為基礎的家庭養老、自我養老為主導的模式沒有得到根本改變。此外，歷史文化傳統和個人心理動機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四、小結

　　總的來說，現在的農村養老模式研究中，還存在有很大的問題。雖然農村的老齡人口占了大多數，但是研究卻相對較少，且對發達地區的養老研究較多，對不發達地區的研究較少。對關鍵的用語如家庭養老、社會養老、自我養老等重要概念，缺乏界定和厘清，遠未達成共識，因此，對此研究時頗易產生歧義，難以展開深入的討論。要想得到更為科學的研究，還需要各界學者的共同努力。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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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穆光宗.中國傳統養老方式的變革與展望[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5.

　　[3]許照紅.我國農村養老模式的歷史變革與現實選擇[J].特區經濟，2007.6.

　　[4]王國軍.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缺陷與改革思路[J].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2000.1.

　　[5]鄧大松，劉昌平.新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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