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 言
　　
　　傳統經濟增長理論假設競爭均衡，認為：從長期來看，所有部門要素的收益率等于要素的邊際生產率，資源配置可以達到帕累托最優，部門之間不存在要素轉移。然而，世界銀行的學者（包括Kuznets, Rostow, Chenery, Baumol）持不同看法，他們通過對許多國家經濟增長于發展情況的統計與歷史分析，指出：經濟結構狀況和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經濟結構因素是影響經濟增長的變量之一。
　　
　　與此同時，從經濟增長的實踐來看，發達國家工業化的歷史明顯的表明：隨著經濟發展，一國經濟結構會發生巨大變化；而戰后新興工業國家的發展經驗卻告訴我們：結構變化和調整是加快經濟增長的本質要求。　　
　　
　　由此可見，在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之間的相互關系上，理論界和經濟實踐都存在著巨大的分歧。然而，在中國，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化的關系究竟是怎樣的？結構效應是否會隨著區域的變化而變化？弄清楚這些問題，意義深遠。
　　
　　2. 模型介紹和數據采集
　　
　　2.1 模型介紹
　　
　　在結構效應的實證分析中，大部分學者傾向于采用SSA（shift-share analysis）模型。實際上，SSA 模型存在兩個分支[1]：第一個分支叫CSSM（constant shift share method），最早是由Fabricant(1942)提出，他注重跨產業（行業）分析，后經Massell（1961）、MarcelP.Timmer, Adam Szirmai(2000)等人的發展，提出了跨產業分析模型；第二個分支由Salter(1960)提出，他注重跨區域（國）分析，后經E·S·鄧恩和埃德加·胡佛等人的發展，提出了跨區域分析模型。根據實際需要，本文借鑒SSA 跨區域模型，對中國區域經濟增長經驗進行比較分析。
　　
　　SSA 跨區域模型也叫偏離-份額分析法（Shift-Share Analysis，簡稱SS 分析法），它是一種在西方區域經濟研究中應用廣泛、相當注重實效的方法，現已成為在國際學術界通用的用于分析區域增長差距變動決定因素的基本方法。
　　
　　SS 分析法的基本思路[2]是：將被研究區域的增長與標準區域(通常指一個國家)的增長聯系起來比較，認為區域經濟增長的差異可以從產業結構因素和區位因素(競爭因素)兩個方面進行分解解釋。在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影響方面，由于一個地區經濟增長率為地區內各產業部門增長率的加權平均數，而不同產業部門具有不同的技術特征、供求彈性和生產率增長速度，因此，各部門經濟增長率存在很大的差異。若一個地區的產業結構以快速增長的部門為主，則會對該區域經濟增長產生重大的推進作用，并使該地區的增長率快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則稱該地區的產業結構為“有利于增長的結構”；反之，則屬于“不利于增長的結構”，并使該地區在增長的速度上處于劣勢。在區位因素方面，一個地區的地理區位狀況直接影響到該地區的要素投入的生產率。一個擁有區位優勢的區域，其要素生產率將高于那些處于區位劣勢地區的要素生產率。
　　
　　根據SS 分析法，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G)可以分為三個部分[3]：地區增長份額(RS)、產業結構偏離份額(PS)和區位份額(競爭力份額)(DS)。用關系式表示即：區域經濟增長=地區增長份額+產業結構偏離份額+區位份額，從而將區域經濟的實際增長量分解為三個分量：
　　
　　（1）地區增長份額式中：RS 代表假定該地區各部門均按全國GDP 增長率增長所應實現的增長份額；Y0i代表該地區第i 產業的基期產值；R 代表全國GDP 增長率。把這種假定的增長水平同實際的增長水平相比較，如果低于實際增長水平，則地區總偏離值為正；反之，則為負。
　　
　　（2）產業結構偏離份額式中：PS 代表該地區按照全國第i 產業增長率計算的增長額與按照全國GDP 增長率所實現的增長額之差，反映了該地區第i 產業隨全國第i 產業增長(或下降)而增長(或下降)的情況：Ri 代表全國第i 產業的增長率。若某個地區以快速增長型產業為主，則PS>0；反之，則PS<0。
　　
　　（3）區位份額(競爭力份額)式中：DS 代表該地區第i 產業按實際增長率所實現的增長額與按全國同一產業所實現的增長額之差，反映了與全國相比，該地區在發展第i 產業方面具有區位(競爭)優勢或劣勢；ri 代表該地區第i 產業的實際增長率。某個地區競爭力高于全國水平，則DS>0；反之，則DS<0。
　　
　　三者之間的關系是：
　　
　　同樣，地區經濟增長率(Gr)也可以分為地區增長份額(R)、產業結構份額(R*-R)和區位(競爭力)份額(Gr-R*)。用公式表述如下：
　　
　　式中：Gr 代表地區經濟增長率；R 代表全國GDP 增長率；R*代表各地區各產業按照全國該產業的增長率計算的假定地區增長率(R*=ΣY0i(Ri+1)/ ΣY0i -1)。
　　
　　若某個地區以快速增長型產業為主，則R*-R>0；反之，則R*-R<0；若某個地區競爭力水平高干全國水平，則Gr-R*>0，反之，則Gr-R*<0。
　　
　　需要說明的是，在上述公式中，區位份額(競爭力份額)DS 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因素。DS的大小受生產率水平、經營管理水平、投資規模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因此，一個地區DS<0，既可能是由于該地區生產、經營、管理水平低，因而競爭力低，也可能是由于實際積累率低，因而增長速度緩慢。實際上DS 值包括了除產業結構以外的其他一切因素的影響。
　　
　　2.2 數據采集
　　
　　考慮到SS 分析法實際需要和數據可得性，本文采用2001---2004 年中國及31 個省級單位三大產業的統計數據，包括：GDP、GDP 增長率、產業增加值和產業增長率。數據主要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統計年鑒》（2001--2004），所有數據都是可比的。
　　
　　3. 中國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的SS 分析
　　
　　運用SS 分析模型研究中國實際問題，已有很多成果，其中，以袁曉虎等人的研究最具代表性。袁曉虎（1998）運用SS 分析模型對江蘇省產業結構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進行分析，結論表明：不同時期的結構效應不同[3]。陳海明、武松明、查成偉（2000）采用類似的方法研究江蘇省經濟增長中的結構效應，結論表明：不同地區的結構效應不同[2]。吳文麗（2002）通過對20 世紀90 年代重慶經濟增長的SS 分析，結論表明：重慶產業結構不利于經濟增長，結構效應為負數；工業增長中，結構因素有利于工業增長，但正面作用不大[4]。
　　
　　由此可見，已有研究成果，都只是從單個省份出發，來探討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本部分借鑒SS 分析模型，采用中國31 個省級數據（2001--2004），對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SS 分析，旨在弄清楚：中國加入WTO 以后，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怎樣的？結構效應是否會隨著區域的變化而變化？
　　
　　3.1 數據處理與結果分析
　　
　　本部分運用上述SS 分析法，選取了2001---2004 年中國以及31 個省級單位的GDP、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增加值數據，并將相應數據分別代入模型①、②，得到最終數據處理結果（如附表3-1）。
　　
　　根據表3-1，可以發現，在考察期內，中國區域經濟增長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在總偏離方面。①東部沿海的總偏離為1669.26 億元，其中，產業結構份額為612.33 億元，區位份額為1041.12 億元。可見，東部沿海的經濟增長主要得益于產業結構因素和競爭力因素。②中部地區的總偏離為 -1186.47 億元，其中，產業結構份額為 -250.22億元，區位份額為 -938.65 億元。可見，產業結構和區位因素對經濟增長都具有不利的影響。③西部地區的總偏離為 -480.2 億元，其中，產業結構份額為 -425.50 億元，區位份額為 -44.39 億元。可見，產業結構和區位因素對經濟增長都具有不利的影響。
　　
　　總偏離數據顯示：東部>0>西部>中部，這表明：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極不平衡，“中部塌陷”已經顯現。這可以理解為：東部地區享有良好的政策優勢、地理位置，在中國加入WTO 以后，仍然保持較強的發展勢頭；西部地區得益于西部大開發政策的支持，充分發揮地區資源優勢，在區域分工中得到較快增長；而中部地區卻成為各種有利因素的盲區，“中部塌陷”現象由此產生。
　　
　　其次，在結構效應方面。東部沿海的平均結構效應值為0.023；中部地區的平均結構效應值為 -0.025；西部地區的平均結構效應值為 -0.061。結構效應值顯示：東部>0>中部>西部，這表明：結構效應呈現較強的區域特征，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嚴重滯后。
　　
　　3.2 組合分析
　　
　　上文主要針對三大經濟區域進行整體分析，下面則注重對不同行政區域的組合分析。根據PS、DS 的不同范圍，我們把中國31 個省級單位劃分為四類（如表3-2）：根據表3-2，從行政區域來看，中國各個省級單位經濟增長中的標準偏離-份額因素呈現四種組合狀況：
　　
　　（1）產業結構和區位兩類因素都比較優越，均為正值的省級單位有6 個，即：天津、山東、江蘇、浙江、廣東、山西。在考察期內，它們的經濟增長得益于產業結構因素和競爭力因素。
　　
　　（2）產業結構推動效應比較明顯，而區位因素不具有優勢。產業結構因素為正值，而區位因素為負值的省級單位有6 個，即：遼寧、北京、河北、上海、黑龍江、湖北。在考察期內，它們的經濟增長主要得益于一種“有利于增長的產業結構”。
　　
　　（3）產業結構推動效應不顯著，而區位因素明顯起了重要作用。產業結構因素為負值，而區位因素為正值的有6 個，即：海南、江西、內蒙古、四川、西藏、青海。在考察期內，它們的經濟增長主要得益于產業結構以外的因素。
　　
　　（4）產業結構和區位因素均不具有優勢，均為負值的省級單位有13 個，即：福建、吉林、安徽、河南、湖南、廣西、重慶、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寧夏、新疆。這表明：當地的產業結構和區位因素對經濟增長都具有不利的影響。
　　
　　4．結論
　　
　　本部分借鑒 SS 分析模型，采用中國31 個省級數據（2001--2004），對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SS 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從經濟區域來看。首先，總偏離數據顯示：東部>0>西部>中部，這表明：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極不平衡，“中部塌陷”已經顯現；其次，結構效應值顯示：東部>0>中部>西部，這表明：結構效應呈現較強的區域特征，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嚴重滯后。
　　
　　（2）從行政區域來看。中國產業結構具有速度優勢的省級單位有12 個，它們的產業結構對當地的經濟增長具有比較明顯的推動作用；但是，其余地區的產業結構卻對當地的經濟增長具有負面影響。上海的結構效應指數最高，為6.6%；海南的結構效應指數最低，為-25.6%。
　　
　　由此可見，中國加入WTO 以后，產業結構對區域經濟增長有著一定的作用；結構效應在不同區域呈現不同的表現形式；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差距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